在深圳不到万的常住人口中，竟然有万名志愿者，即人们常说的义工——在本人自愿和兴趣的基础上，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提供服务。

走进深圳市宝安区法院的立案大厅，已经没有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了，全是穿红马甲的义工，他们在运营整个立案大厅。人们从一进法院，到怎么立案，到流转到调解的地方，到最后会发现调解的也是红马甲。

深圳的义工文化，已经开始深刻影响到整个城市的文化气质和城市运行。

今年是是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40年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在速度与效率方面创造出多少个奇迹、夺得过多少第一，已经广为人知了。但是，深圳自年诞生全国第一个志愿者组织，年正式注册，至今也30周年了。期间，在志愿者服务方面，深圳有多少首创和“第一”，却并不为很多人知晓，比如，在全国首倡“志愿者之城”建设、诞生全国第一批国际志愿者、全国第一家颁布“义工服务市长奖”、诞生全国第一张电子义工证等等。

如果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深圳城市特征的直观呈现，那么，”送人玖瑰，手有余香“就是深圳城市特征的厚度呈现。一方面，视时间为金钱，视效率如生命；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将他们挤出的时间、腾出的精力投入到与”金钱和效率“无关的地方，去义务服务社会，服务他人，不计成本，不计报酬，成为深圳城市文化的另一重重要特征。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有注册志愿者万，占常住人口的13.8%；志愿者的人员构成多元，在校学生约占18.8%，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占26.3%，企业员工占33.1%，其他社会人士占21.8%；团体志愿组织1.1万个，年均参与服务的志愿者达万人次。

数据来自于统计，但是，生活在深圳或来往深圳的人都有切身感受：在每一个人流密集场所，机场、高铁站、公共服务大厅等；在每一个容易产生矛盾的公共场所，公检法单位接待区、信访单位接访区、医院候诊区等等；在每一个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交通繁忙路段、高峰期的学校周边人行道口、汛期的危情区段等等；在每一场重大节庆或重大应急时刻，大运会、高交会、抗击新冠疫情等等。身着各式马甲的各路志愿者队伍和队员都会及时出现在每一个需要他们的地方，提供各式服务，进行各类引导。

首个志愿者群体为何会出现在深圳这个快节奏、讲效率的城市？志愿者群体为何能在深圳篷勃发展？志愿服务为何能在深圳一路升级、从公共服务领域不断延伸到社会治理领域？这些是我们需要观察的内容。

1

内生需求：

因为“我需要”才知道“我要做”

与北上广等国内所有一线城市相比，深圳作为移民城市的突出特点都是独一无二的。40年时间，从3万多原居民扩展为一个超过万管理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在全球都鲜有先例。在移民人口构成中，除了当年的工程兵是集中开赴深圳，再很少有成建制集结而来，所以，对于每一个闯深圳的人来讲，这都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一个陌生人进入一个陌生城市，首先要面临与陌生人的社交需求，需要寻求共同爱好、共同价值观、共同情趣的陌生伙伴，这时，志愿者组织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平台；其次，在一个陌生环境，一个陌生人人最渴望的是来自他人和社会的关怀与关爱，从这个层面看，志愿者组织也是一个最好的“通过关怀关爱他人而获得他人关怀关爱”的渠道。两方面的需求越迫切，感受也就越强烈。所以，深圳能在年出现第一个志愿者组织，而志愿服务又召唤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将内生需求化作主动行动，深圳是有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

十几年来，深圳地铁义工联合会副会长冯喆与深圳地铁义工联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通过关怀关爱他人而获得他人关怀关爱”的典型案例。

年，冯喆大学毕业以后，从东北老家来到深圳地铁，在从事主业的同时，也一直是一名志愿者。“我从年开始做志愿者，一直到现在也在做志愿者工作。”他回忆，“那时候深圳还没有地铁，举办第5届高交会的时候，我就是一名会展中心门口的交通义工。”

“对于我这样的‘移民人口’，做志愿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

“义工组织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热爱这个大家庭首先要付出关怀，地铁义工联现在就在做这件事。”冯喆说，在深圳北站有一位格外显眼的义工，在家称他皮叔。皮叔肢体残疾，家庭条件不好，但已经做了5年义工。皮叔工作特别认真、热情，无论什么时候都带着笑，精神面貌很好，指引的手势也非常规范。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看出来谁需要帮助，并且主动上前询问。皮叔前段时间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义工联坚持为他筹集捐款，皮叔却坚辞不收。他说，“做义工，是因为热爱，不是为了回报”。

冯喆告诉小政，志愿者文化已经成为深圳的一个符号，从罗湖口岸的开通到大运会的举办，全国人民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深圳，深圳备受瞩目：“既然大家选择了我们，我们也要为深圳添砖加瓦。”

2

结构性需求：

担当“小政府”与“大社会”的管理服务连接器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政府机构改革的大趋势是“小政府，大社会”。在深圳，这种结构性特征最为突出，就是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是“小“的趋势，而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社会是“大”的趋势，在政府与社会一“大”一“小”两个相背而行的曲线之间，是政府和社会在管理和服务之间的巨大空间，如何实现管理与服务的全覆盖？

正是城市的这种结构性特征，产生了对志愿者队伍的结构性需求，这种结构性需求又成为志愿者队伍发育发展的广阔空间。以北上广等中国一线城市的志愿服务发展历程来观察，有一个共同性特征，就是一次大型会展、活动或国际性会议，都会推动城市志愿服务从规模到规范再到服务内容跃升到一个新台阶，比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

深圳也是在年世界大学生运动前，在全国首倡建设“志愿者之城”，志愿服务从规模到规范管理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就说明，城市需求就是志愿服务的发展空间。而深圳，由于更特殊的结构性特征，就使志愿服务有了更大发展空间。

年，深圳提出“志愿者之城”3.0阶段规划，就是要“以制度化、专业化为引领，推动志愿服务从提供社会服务，向参与社会治理、凝聚社会共识跨越”。

从提供社会服务到参与社会管理、凝聚社会共识，这是深圳志愿服务的又一项创新探索。

“我是真的想试一下，做一个职业志愿者。”从小就参与志愿服务的江家贤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义工组织，年，她毅然辞去做了八年的法院工作来到宝安区义工联担任秘书长，将保安区义工联建设成一个专业化、制度化的志愿组织。

曾经的工作经历让江家贤非常熟悉法院的运转方式，她来到宝安区义工联的时候也了解到区法院有引入义工的意愿，于是全国首个基层法院的志愿服务U站在宝安区建立。

法院的志愿服务主要有诉讼和调解两个方面，“现在你进入法院的立案大厅，已经没有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了，全是穿红马甲的义工，他们在运营整个立案大厅。人们从一进法院，到怎么立案，到流转到调解的地方，到最后会发现调解的也是红马甲。”江家贤说。

年宝安区法院只购买了12个义工的服务，今年购买数量达到48个，其中36个为调解义工。“义工的加入大大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真正服务了基层治理。”江家贤介绍，如果案件进入审判，就会有一审、二审、上诉、等待开庭等等流程，会造成比较大的行政支出，相较而言，义工调解会比较快，而且调解成功后出具的调解书和判决效力一样，还能将诉讼费减半。由于现在调解义工逐渐专业化，义工调解的成功率很高，调解的案件数已经在全市法院中排名第二。

宝安区义工联还有专业的食品安全志愿服务队。去年，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分局找到义工联帮助巡查网络订餐餐厅。巡查多家餐厅，对于政府部门的工作量是巨大的，但志愿者就可以补充政府的力量。“志愿者很热心，会去一家一家查餐厅。如果查到三证不齐，他们还需要回头查三遍，而且会登记，发放告知书。”江家贤说。

在宝安区，类似的专业志愿者服务还有很多：遍布各个路口进行交通文明劝导的，医院、社康中心还有大型赛事提供医疗服务的，各个社区帮助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组织社区活动的……

今年疫情期间，江家贤年初三就赶回宝安，宝安区义工联大年初五就在全市率先发布应急储备志愿者招募令，并建立了防疫咨询热线，很快他们又加入了24小时轮班的社区联防。

防护服工厂人手不足，他们及时提供招工、消杀等志愿服务；协助“菜篮子”工程的超市上架、点检外卖；协助餐饮店的食品检测，监督公筷公勺的使用情况……“这个时候，真的充分感觉到义工已经成为宝安居民的一种日常依赖，大家需要帮助就会找义工，许多单位都会想到我们。”江家贤感慨道。

随着志愿服务的普及，志愿者们不但感觉到自己的被理解、被尊重，还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政府工作中。“很多义工会给我提一些建议，比如垃圾分类这方面如何推广、监督，提出这种建议都是一些普通的义工，他们是真设身处地去参与整个过程，对一些政府的活动他们也会提意见。”江家贤说。

深圳市志愿者河长联合会是一个专注于水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志愿者组织，“当时受邀参加了中国志愿者河长学院揭牌仪式很受震撼。第一是因为有很多领导在现场，让我觉得政府对这方面的大力支持；第二是现场志愿者在一天的活动和培训后，临走前还在问有没有多余的教材可以带回去，想拿回去给那些没报上名的志愿者学习。”深圳市志愿者河长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关媛苑深受这座城市浓浓的志愿氛围感染，从北京来到深圳。

关媛苑提到，很多志愿者都因为亲身经历而想投身到河水治理的志愿工作中，他们不希望自己家门前的河流再次被污染，因此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河长。

看到河边有垃圾就捡拾起来，看到一些不文明行为就去劝阻，如果有孩子在水质不达标的河里玩耍就和家长解释，看到下雨时一些不该排污的口排污就及时汇报……这些宣导、教育、指引、监督的工作看似琐碎，却是护河不可或缺的步骤。这些志愿者河长让那些可能无法每时每刻都观察河流细节的正式河长多了一双眼睛，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可以直接反馈到相应的工作群，敦促问题解决。

细致的观察和热情的投入外，水环境的保护需要更多专业知识。为此，由王浩、刘鸿亮、侯立安三位院士发起成立了深圳首创的“中国河长智库研究院”，还设立院士工作站，专家智库可以为政府的很多相关项目提供智力支持。同时，深圳河长志愿者联合会也开展了多次党政河长和志愿者河长的培训，河长们了解专业知识后，才能更好的指导和配合工作。

年3月22日，深圳市志愿者河长联合会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共同签订了《关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的工作机制》，将司法手段和志愿者力量有效结合。在这一机制下，如果志愿者发现一些违法行为并无法通过劝阻的方式解决，可以直接提起案件的移送，提起诉讼。“志愿者就像触角抓手一样，是最敏感的，能抓取到更多信息。我们需要他们发现这些问题，像检察院提交这种线索。”关媛苑说。

除了督查之外，志愿者服务本身就是一个知识普及，提高社会凝聚力的过程。提及志愿者的社会价值，关媛苑说：“水的污染在河里，但根源在岸上，本质在人心。所以我们先让志愿者去了解，只有了解了，才能有认知，才能有感悟，才能有实践，一步一步去走。一个志愿者能影响周边五个人，我们希望志愿者通过这种工作方式，影响更多的人保护水环境。”

3

党政引领：

从圈子文化走向家国情怀

从全球来看，无论是移民国家、移民地区还是移民城市，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社团多、圈子多，比如同乡会、同学会、战友会、各类地方的或行业的商会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一个陌生城市，大家需要抱团取暖，需要一个邻近圈子的自我服务，对这类组织，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或引导，就容易形成“圈子文化”，“圈子文化”如果过度囿于圈子利益，就容易发生方向偏移，甚至走向反面，比如反社会、黑社会等等。

要打破这种“圈子文化”，就需要正确有效的管理和引导，把抱团取暖的最初需求变成守望相助的城市文化，把自我服务的善行义举提升到家国情怀的社会奉献。

深圳市以共青团深圳市委为全市志愿者队伍的主管部门，以“深圳市义工联”为全市志愿者的组织平台，在实践中经历了“志愿者之城”建设的1.0、2.0、3.0三个阶段：

1.0阶段的特征是志愿服务的社会化、项目化、活动型，其经验是闯出了社会动员的“深圳模式”，并通过提供社会服务的形式，使得志愿服务被社会广泛接受并普及；

2.0阶段的特征是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岗位化、信息化，通过成功总结志愿服务U站的岗位化服务模式，推动U站的连锁品牌运作，打造“志愿深圳”信息管理平台，形成线上线下志愿服务立体发展格局；

当前，正推动“志愿者之城”建设进入3.0阶段，即以制度化、专业化为引领，推动志愿服务从提供社会服务，向参与社会治理、凝聚社会共识跨越，发挥志愿服务在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方向上有党政正确引领，技术上有信息化管理平台，设立“义工服务市长奖”、建立义工星级考评制度，一系列正向引领推动下，志愿服务已经成为深圳城市文化的最重要特质，由各色马甲汇聚成的七彩流光已成为最闪亮的深圳风景，释放着温度，传递着情怀。

深圳义工联稳步迈向3.0，这背后离不开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离不开万“红马甲”们的共同努力。

深圳市义工联党委书记巫景钦讲述：“年，团市委权益部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表示团市委正在筹备一个热线电话和一个信箱来为民服务，问我是否愿意参与其中，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青年教师，只能每个月抽几天去值班，有空就来把信拿回去拆看、回复。”谈及与深圳义工联结缘，巫景钦感慨颇深，“那个年代来深圳的人，大多孤身一人，有情感问题不知道找谁诉说，那时各级部门的服务水平不如现在，有了困难也不知道找哪里咨询，每当看到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可以切实帮助到一些人，我就觉得付出很值得。很有成就感。”30年来，一路上的风景在变，不变的是他对义工事业的激情与热爱。

年7月1日，中国内地第一部规范义工工作的地方性法律《深圳市义工服务条例》出台，从法理上进一步明确义工服务概念、规范义工工作，标志着深圳义工事业迈上崭新的台阶。“有困难找义工，有时间做义工”已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年，深圳市出台《关于推动志愿服务社区化的意见》，明确将志愿服务纳入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内容，依托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社区志愿服务U站。

由大到小，由里到外，巫景钦都参与了其中。作为一名资深义工，“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能够在改革开放早期参与到特区的建设，开拓特区的义工事业，我很满足也很享受”巫景钦说。

孙波方慕冰黄子芸宁若鸿实习生沈心怡

读特、读创

崔霞

米鹏民

来源：深政观察